(12)於兴中：《法理学检读》，海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31)参见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92页。

我们只有先对集体法益进行清晰界定，再去讨论如何通过刑法来保护这些集体法益之问题，才会有意义。(55)这样的逻辑是有道理的，并符合现实的归责情况。(59) 当然，上述的分析只是从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的理论模型角度所进行的说明。对这些权利的侵害会导致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损害。黎宏：《论抽象危险犯危险判断的经验法则之构建与适用——以抽象危险犯立法模式与传统法益侵害说的平衡和协调为目标》，《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8期，第3页。

例如，即使被害人的身体系统的完整性并未受损，一个严重的打其耳光的行为也有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19) 实际上，人们将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抽象事物作为集体法益来理解，人们的理解本身多是以对经验事实的描述为基础。和字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得到了高度重视，以物取像以物比类，形成了与同的文化内涵相异的具有和的特征的各种文化符号或者观念学说。

（一）和平权属于生存权、人格权的范畴 关于和平权的权利属性，是一种新兴的人权，还是可以归入到传统基本权利分类框架中，对于这个问题在法理层面国际国内都有一定的讨论。由于这种权能主张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所以，对于基本人权的传统义务保障主体国家和政府来说，在保障和谐权方面就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即徐显明教授所强调的在法律上，和谐权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不独追求幸福是获得个人身心和谐的权利定在，国家治理中的善政良治更是达致人与人和谐即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在比较法上，对和平权关注得最早的应当是日本学者关于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9条的规定。徐显明教授在《和谐权：第四代人权》一文中提出：在法律上，和谐权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不独追求幸福是获得个人身心和谐的权利定在，国家治理中的善政良治更是达致人与人和谐即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甚至有学者认为，将类似和平权这样的权利认可为人权，而人权二字又并不能涵盖如此多的权利和需求，吸纳如此多的权利必然导致人权的膨胀，因为它完全是将人权的概念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扩充，囊括了本不合适的东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杜焕芳教授就和平权理论在中国国际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实践谈到，和平权规则及制度实际上就是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和平权利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基于此概念，世界和平由人类追求的理想变成了一种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平不再仅仅作为人权国际化的目的，而成了人类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

它表明在权利体系内部各权利之间的协调统一状况，而这应是解决权利冲突的一种结果或状态。如果让每个自然人终日生活在恐惧和匮乏状态中，那么，制度上设计的任何性质的基本人权都没有实质的意义。邱本教授从人权发展的历史维度强调指出，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其是一个不断从不和谐社会向和谐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从生存权、人格权的法律属性来认识和平权，不难发现，和平权仍然属于第三代意义上的人权，其权能应当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属于基本人权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的人权。

民事权利因为其具体性，所以通常会以相应的具体民事义务作为法律制度上的对价，而基本人权往往是以集合性权利的形式与集合性义务相对应，故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往往具有抽象与具体、手段与目标、条件与结果相统一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上述讲话中所提及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科学地解决了和平权和谐权制度化和实证化的制度抓手。

但从上文对和平权和谐权所具有的权利功能分析来看，要充分实现基本人权制度在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方面的制度功能，就必须要对基本人权保护制度体系化。另外，和平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种客观化的法律秩序，如2016年联合国通过的《和平权利宣言》就是例证。

因此，如果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制度抓手，和平权和谐权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故在法理上必须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在实现和平权和谐权中的最基础性的制度保障作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联合国第33/60号决议显示，人权理事会在2016年7月1日第32/28号决议中通过了《和平权利宣言》，并建议大会根据2006年3月15日第60/251号决议第5(c)段通过《宣言》。法律术语中一般忌讳用形容词，因为形容词往往不确定、难以量化权利需要的是对其定性或说明，而不是对其加以形容－－至少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是如此。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主要是通过排除对个体享有和平的权利的外在威胁来实现这一权利，但享有和平的权利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意义上的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还应当包含更广泛意义上的享有方式和内容。

盖因《和平权利宣言》在起草中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争议，特别是在和平权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属性上就存在巨大争议。不过，可以从主张和谐权的学者对该权利的权能特征的描述来分析和谐权在制度上可能的表现形式。

而从其法律属性来看，和平权是一种连带性基本权利，主要从主体连带、客体连带和价值连带等三个方面考虑。由于自由权在传统的基本人权体系中的性质、地位、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法理论证，故从第四代人权的视角来对本质上属于自由权的和谐权进行正当性定位，应当说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法理进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与和平与和谐相关的权利概念的学术渊源 在汉语中，和平与和谐这两个词组中都有一个和字。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和平权 和谐权 基本人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 。

至于说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则是和平权引申意义上的内涵。且不说和谐权的制度设计要求，仅以已经在《和平权利宣言》中得以确认的享有和平的权利而言，该宣言并没有像对待其他性质的人权一样对国家和政府提出明确的强制性保障义务的要求。和平本身并非人权，而是通过实施现有的可确认与区别的人权能够最佳地予以实现的一个目标。此外，作为从宏观层面和政策层面整体上把握人权保护制度的特征的抓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保证和平权和谐权进入规范化的权利体系的有效的制度平台和法理基础。

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对二战后旨在实现的四大自由秩序的期待，并且在战后联合国所通过的各种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中得到了体现。）可见，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中对和平权的表述并非如汉语中的构成法，即和平+权直接构成，而是通过两个条文来表述和平权的内涵。

《和平权利宣言》最终由联合国大会以130票赞成、34票反对、19票弃权正式通过。和平权不仅可以在国与国之间实现，也可以在私人跨国交往中予以体现，但都需要发挥国家的主前提作用。

因此，从人权政策发展的视角来看，在我国目前的人权保障体制下，尽管和谐权只在学界小众范围内加以讨论，但从基本人权保障意义上来看待党和政府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所作的各项努力，已经体现出和谐权在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体制机制来加以保障的可能性。如果缺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权能否得到实现就缺少判断的制度建设标准。

人权保护的国内法机制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人权理论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过程中，始终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基本的制度目标，这一原则性立场无疑有助于和平权和谐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本人权。和平是和谐的价值基础和逻辑前提，没有和平，和谐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存在和满足人们的需求。在1984年，联合国大会第39/11号决议通过《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

这种法理分析不是简单地在和平权和谐权与传统的基本人权之间寻找权利构成要素和权利结构与功能的相似性，还需要打破传统的权利法理，在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上认识和平权和谐权所具有的新一代人权特征。）并且和平权中包含了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英文为：freedomfromfearandwant。

此外，还有专家进一步强调：和平不是一种人权，而是全面落实所有人权的结果。根据《牛津插图辞典》（OxfordIllustratedDictionary）对peace的释义，peace即免于或终止战争状态8。

从人权需求满足的逻辑次序来看，有和平，并一定意味着就当然获得和谐。和字在《辞海》中是个多义词，常用义为和谐、协调。